不 过，倘若一棍子打死说外国人论述中国的崛起，都是心怀鬼胎，自然又显得矫枉过正，有失公允。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二者不过一线之隔，区别的重点在于论述者 有无怀着一种“酸葡萄”心里。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一方面，中国被描述成创造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的崛起大国，另一方面，大国背后的形象却老是被“人权问题 ”、“军事威胁”、“贸易倾销”等诸多负面词汇包围起来，理所当然地成为国际舆论众矢之的。对于这种重结论而轻实证的说话方式，中方的回应往往只能表现为 强烈的“不高兴”。在论辩程序上，这可以说是令双方都感到难堪的技术犯规。

怎 样谈论中国的问题才算客观？能深入剖析、批评中国的经济崛起而又能提出建设性意见者，美国学人黄亚生所著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可算一例。这本书的英文 版我曾匆匆浏览过一次，在为一位外籍学者鞭辟入里剖析中国的能力所惊叹之余，也感到有些意犹未尽。黄亚生反复强调：改革开放一晃三十年，但关于改革，至今 存在一个误会。我们已经养成过多地关注国有资本，或者说GDP增长的习惯，而忘了问“谁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人”这个基本问题。如果最终的改革结果是政府腐败丛生、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化，那么，在他看来，这样的改革根本不符合资本主义精神。

不 过，黄亚生把问题的症结归于政府深度干预经济的“上海模式”，以及政府放手民营、个体经济的“温州模式”之间的争执，却并没有就此深入讨论下去。其实，不 论采取何种模式，无非是技术环节的“问题”。如今人们急切地论争“上海模式”和“温州模式”孰优孰劣，就像多年前人们询问“姓资还是姓社”一样，其背后蕴 含着更深层面的两种“主义”之争。

是马克思还是亚当·斯密

意大利经济学者乔万尼·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一书中将这种“争执”进行了各种归类，比如：商业道路与市场列宁主义之争、精英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争，等等。不过，阿里吉觉得这些说法统统没击中要害。于是他自己给这种争执作出了定义——马克思与亚当·斯密之争。

在 中学课本里我们就学过，马克思对斯密的理念时有所承接的。比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和“劳动分工说”，都直接来自斯密。在学术传承意义上，其实两人原是 一家。但斯密和马克思，也恰恰是被后世学者们“引用最多而被阅读最少”的两位经济学大师。对于二人的思想，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群从来都是因地制宜，各取 所需。这本来不是件坏事，但当我们在有计划有选择地吸收了马克思和斯密的思想以后，对于二者剩下的部分该作何处理，是不是也需要予以足够的认识？

遗 憾的是，对于阿里吉在书中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没法理直气壮地作出肯定回答。尽管在我们当中鼓吹自由贸易和所谓市场自由竞争的亚当·斯密们越来越多，但斯 密说话的前提和语境却被我们忽略得一干二净。至少在阿里吉看来，在一个连基本的法制都不完善的社会引入斯密主义，并在一个信奉“无利不起早”原则国家的学 校强制推行马克思主义教材，都显得不切实际。这两种自相矛盾的做法传达出同一种危险。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一种思想和行为上的“人格分裂”：高举马克思主义 这面意识形态的旗帜，同时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有害和破坏性特征”辩护。

为 此，阿里吉不厌其烦地把斯密那套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再次强调了一遍。那就是，《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以及死后发表的《哲学论文集》这些著作，不但没 有建立一个绝对放任自由的，能够自我调节的独立市场理论，反而预先假定这套理论的土壤应当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既“向国家提供用于公共服务的充足财政收入 ”，又“向人民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料，或者说，让他们能够为自己提供这种生活资料”。

阿里吉说，斯密强调自由竞争的目的并不是竞争本身，而是以竞争的方式最终获得整个社会分配的“公平”。身处工场手工业向机械大生产转变时期的斯密对工商业者的工作甚为赞赏，但对他们的动机不无怀疑。他在《国富论》中以颇为矛盾的口吻写道，商人们“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同时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

因此，为18世纪冉冉上升的商业社会和商业精神做辩护的斯密，也宣称“人道、正直、慷慨和公共精神，是对他人最有帮助的品质。”换言之，斯密自己十分清楚，如果人们片面地强调自己学说中“自由竞争”的一面而忽视“公平竞争”的一面，那么最后的结果，往往是那些“以利润为生的人”（企业经营者）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不惜违反游戏规则，垄断所有利益，从而“把荒谬的负担加到自己同胞的身上”。

马克思回到第一世界

很可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在输入所谓西方价值观的时候，一开始就只看到了《国富论》的斯密，而完全无视《道德情操论》的斯密。它所造成的恶果可以用伊丽莎白赖特在《泰晤士报》的一句报道概括：“金钱已经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上帝”。

如今，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真正中心在美国与欧洲。意大利的新左派学者马里奥·特朗梯将底特律视作二战后马克思主义的大本营，他考察得出结论说，当地的汽车工人在迫使资本进行结构性调整以满足他们提高工资的要求上做得最成功。在美国很多地方，劳资关系“客观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如果说，上世纪60年代以前，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那么现在，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已经回到了第一世界，而被曲解的斯密，却成为了一些曾经风靡马克思主义国家的新偶像。

当中国的工人阶级还停留在将当事人报以老拳泄愤的阶段时，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早就学会了如何用合法的罢工来和通用这种大公司“对干”，以谋求合理的工资与职工的健康医疗保险。美国工人如今可以挺直腰板大喊“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而我们的工人则对于企业的重重内幕和毫不透明的信息渠道无计可施。

这 句著名的口号会让人联想到马克思先于弗里德曼一百五十年提出了“世界是平的”观念。但如果真正追根溯源，首先提出这个观念的还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第 二卷记叙道：各地频繁的贸易往来，会使“世界所有不同角落的居民最终都有可能拥有同等的勇气和力量，从而激发出相互畏惧，以至于足以震慑独立国家的非正义 行为，是各国能尊重彼此的权利”。世界到底是“变平”、“变弯”或是变成别的形状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在这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中，所有转型需要付出的 社会成本是否依旧像以往那样，让社会最贫穷的人来买单？

在美国因反恐战争而声名狼藉之时，不少人把中国 看作实际的受益者。阿里吉认为，资本主义的天堂将要从美国转向东亚是迟早的事，不过，这个中心不完全是中国。中国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中国崛起”的神话编 织者太过功利。马克思或斯密，无非是他们的一时之选，并不是古典经济学那套“有关法律与政府的总原则”。所以，争论“马”学为体“斯”学为用，或者“斯” 学为体“马”学为用，是毫无意义的。在不断“被崛起”的今天，如果我们不将“中国特色”视为一个贬义词的话，真正值得争辩的或许应该是这些：我们信奉的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我们需要全盘吸纳的，是北京的斯密，还是美国的马克思？